幸福教育走入3.0版

1999年，我以《幸福教育論》獲得了教育學博士學位，之后不斷得知有中小學在做幸福教育實踐。2003年，高峰校長讀到了我這本書后，想辦法聯系上了我，我倆興奮地聚在我的辦公室聊起了幸福教育。那時，他在山東東營的一所小學剛剛搞起幸福教育，我倆的友誼就因為幸福教育而一直延續(xù)至今。

高峰校長寫了不少著作，最近他又出版了《推開幸福教育之門》惠寄于我。這是一本介紹他探索幸福教育20年的著作。啟用這個書名，我想有兩個含義。從作者來說，他希望借此將幸福教育的密碼推而廣之，吸引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體驗孔夫子“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幸福；從讀者來說，他希望能夠沿著這本書的邏輯，走進幸福教育大廈，品味作者20年幸福教育創(chuàng)新之點點滴滴，看到幸福教育是如何由理念變成行動，從而改變師生的人生。

本書沿著幸福教育的原理、文化、課程、課堂、教師、制度、管理這樣的邏輯，通過高峰的探索，讓我看到了幾個事實。

首先，高峰是出于務實的社會責任感才走上了幸福教育之路。教育究竟是為社會培養(yǎng)所需的人才還是培養(yǎng)健康幸福的個人，這不僅形成了教育學里社會本位論和個人本位論的哲學命題，而且也往往是我們給很多教育家、教育模式貼上的標簽。作為一個哲學命題固然沒有問題，但是，在教育實踐上卻無法找到純粹的理想模型，因為在生活里，人和人才、社會業(yè)績和個人幸福并不是對立的概念。在教育實踐中究竟如何兼顧與統(tǒng)合？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一度是我國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熱門話題，國家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推素質教育，但是不少學校依然卷入應試的旋渦。這種觀念和行為的分裂和對立其實是教育改革勇氣和能力不足的結果。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下，高峰決心離開機關崗位，下沉到一所小學探索新的辦學路徑。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對孩子的愛和對教育的癡情，這樣的決定是不可能做出來的。

其次，我看到了幸福教育步步驚艷的星火燎原趨勢。2001年，他離開機關首先在山東東營勝利油田第四小學做校長，次年開始了幸福教育的探索。2007年，他受濰坊市坊子區(qū)領導的邀請，快速“復制”出一所九年制學校。2008年，他兼任坊子區(qū)一所農村小學校長，2009年，納入6所鄉(xiāng)鎮(zhèn)小學，2010年擴至12所農村小學，組成了“濰坊幸福教育學校聯盟”。至此，他在山東同時兼任著14所學校的校長。2011年，他被引進到北京市海淀區(qū)擔任玉泉小學校長，繼續(xù)推行幸福教育。2015年，他實質性地用幸福教育幫扶云南省寧洱縣普義鄉(xiāng)的一所小學，2018年增加了一所小學。這樣的幫扶對象遍布祖國各地，從黑龍江到青海，從內蒙古到云南，他團結了100多所學校組成了幸福教育學校聯盟。2016年，受當地政府的邀請，他在安徽省阜南縣創(chuàng)辦了一所和北京玉泉小學同名的阜南縣玉泉小學。尤為可貴的是，這樣的輻射，高峰都是公益幫扶。20年的幸福教育，高峰走出了從農村到城市，由地方到首都，由首都到全國的“星火燎原”趨勢。

再其次，在極速擴張中，我看到了高峰實事求是、大刀闊斧的成功之道。他每辦一所學校都會做極其認真的調查研究。剛到勝利油田第四小學，他就委托副校長主持學校工作，自己則潛心沉入班級、課堂，開座談，做調查，摸清學校的家底和實情。在此基礎上，他與全體教師討論，形成了幸福教育的初步框架，從校園文化、教育培訓、課程、管理結構，全方位地進行改革。被借到坊子區(qū)后，高峰屬于異地辦學了，并且是在一所廢棄的校址上重建校園，教師全部是拼湊起來的。面對全新的地域、校園和教師隊伍，他依然是因地制宜構造著“本土”的幸福教育模式。那年暑假，高峰邀我去了新學校的現場，我感受到了全體教師一邊搞衛(wèi)生，一邊參加軍訓、培訓的熱火朝天、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來到北京玉泉小學，他自己說，這和在濰坊全新辦學完全不同，這是一所有著悠久傳統(tǒng)、光輝歷史卻正經受挫折、人心渙散的學校，要想改變這樣一所老學校就要復雜得多，艱難得多。剛到任時，教師們都厭惡校長開大會，高峰便向每一位教職工發(fā)出了“校長有約”邀請函，一個小時的約會，來去自由，校長則通過這種方式把他對學校的思考、幸福教育的前景跟教師們分享，慢慢地把人心凝聚了起來。如今的玉泉小學可謂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校長辦學首先要有辦學理念。但是，不少學校的辦學理念只是掛在墻上，寫在規(guī)劃里，無法落實到教育教學實際。辦學理念變成了考驗校長思維功夫、口號功夫的事情。成功的校長就是要用工匠精神幫助教師在理念和實踐之間搭起橋梁，并且不斷地通過教育領導力形成教師具體化理念的能力。在這本書里，高峰講述了如何一方面大刀闊斧開展改革，一方面又把幸福教育的理念變成教師的具體行動。比如，他介紹了以課程為中心的學校組織機構的重構。他把學校機構分成兩大類，一類是課程設計、實施和評價部門，一類是課程資源的支持、配置、監(jiān)控部門。先后把“總務處”改為“后勤服務部”“課程服務部”“課程資源部”。這些變化不是字眼的簡單改變，而是當幸福教育聚焦于課程的設計、研發(fā)、實施和評價后，組織機構必須也必然作出的調整。經過20年的探索，幸福教育走到了3.0版本。

教育改革，中國不乏先鋒，不乏名校。中國有許多校長做了極其有益的探索，我們完全有信心走出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我們缺的是能夠對自己辦學經驗進行梳理和提煉的教育家型校長。這本書，不僅讓我看到了幸福教育還是可以實際操作的，而且也看到了像高峰這樣的優(yōu)秀校長們的教育智慧、勇氣、能力和工匠精神。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2年08月3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