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現(xiàn)代文學史上繞不開的人物

鐘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奧林匹斯山上，那學藝之神同時又是諧謔之神，他那銳利而又帶一些狡獪的目光俯視著大千世界的蕓蕓眾生，包括我們的“錢鍾書研究”，他會有些什么表情（《錢鍾書研究》）。我寫作《錢鍾書傳》這部書稿時，最先想到的是這么一段話。

我接觸錢鍾書著作是在進入大學初期，最初讀的作品是《圍城》和《談藝錄》。當時我二十歲出頭，茫然不知自然、社會、人生之所謂，如煙如霧，處于朦朦朧朧的狀態(tài)中?！豆苠F編》開始讀時也沒有頭緒，對此書逐漸了解是后來的事。讀得比較明白的是《舊文四篇》，對作者縱橫浩博的對比力量，感到極大的震撼。當時我對錢鍾書著作極其鐘愛，凡有最新著作出版，必多購數(shù)種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錄一遍，這也是青年學生的熱忱。我還多次把錢鍾書著作推薦給友人，友人讀后也極為欣喜。

在大學時代，我喜歡雜覽各類書籍，涉及許多領(lǐng)域。而在現(xiàn)代文學領(lǐng)域內(nèi)，我最喜歡的有三家，以為它們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奇觀，貫通文化和文學，內(nèi)涵豐富，空前絕后。在這三家中，魯迅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公認的中流砥柱。其重要性早已確立，繞過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不為人知的兩家中，就有錢鍾書。錢鍾書是比較幸運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他的聲名如日中天，文學史也不得不面對直接的現(xiàn)實?，F(xiàn)在的青年人，也許想象不到在當時課堂上從教師到學生都不知道錢鍾書的情形，然而這卻是我當年讀書時的真實狀況。

我在進入大學以前，基本已讀過魯迅著作，而錢鍾書著作則是陸續(xù)接觸到的，綜合了許多新鮮的感覺。至今記得這樣幾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隨電臺學習外語時，無意中聽到國外電臺采訪錢鍾書的談話，錢鍾書略帶抑揚的無錫口音給人一種親切感。一件事是《管錐編》出版時的情形?！豆苠F編》第一版是分冊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二冊，第二年年初才陸續(xù)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冊。我至今還記得當時的那家書店，以及我陸續(xù)買全《管錐編》時的期待心理。《管錐編》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到第三版了，當年的那家書店也早已改換門庭，但當時的情形我還歷歷在目，難以忘懷。還有一件事，由于我對錢鍾書著作的鐘愛，在大學時我練習寫了一篇評論《談藝錄》的文章。在友人的介紹下，錢鍾書先生出乎我意料地迅速給我回了信，信中鼓勵我對經(jīng)典建立第一手的認識，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內(nèi)）不必多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些話當時給了我極大的啟發(fā)，至今仍然有所感受。我得到過許多師友的教益，而錢鍾書先生是沒有直接接觸而給我教益的人。人對伴隨著自己成長的人和事通常是懷有好感的，我對錢鍾書先生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

隨著年歲的增長，由于我在大學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讀書漸多，我對文學的關(guān)心逐漸減退了。接觸到的各類事實使我感到，自然、社會、人生有許多重要方面，文學不過是其中之一。在文學之外，還有著其他內(nèi)容。就這樣，在大學畢業(yè)以后，隨著我把注意力轉(zhuǎn)向其他方面，隨著我對文學關(guān)心的減弱，我對錢鍾書著作的熱忱也減弱了。我對錢鍾書著作態(tài)度的這種改變，和錢鍾書著作本身的價值無關(guān)，而是成長過程中的階段性現(xiàn)象。凡是有求學求知經(jīng)歷的人，這樣的情形必然會出現(xiàn)多次，這其實是正常的現(xiàn)象。有消有長，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壞事。

然而，時間沒有停留。上世紀80年代是錢鍾書研究大發(fā)展的時期，社會在逐步了解錢鍾書，經(jīng)常有新的發(fā)現(xiàn)，令人欣喜。這一時期我主要在閱讀一些其他的書，關(guān)心一些其他的問題，由于錢鍾書著作的廣闊涉及面，這些書、這些問題和錢鍾書著作之間仍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我有時翻閱錢鍾書著作，常常受到一些感發(fā)，產(chǎn)生過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擱置一邊。在這一時期，我嘗試做一些事情，也寫一些文稿，多少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雖然沒有進步，年華卻虛度過去了。

1988年圣誕節(jié)前一天晚上，我和陳思和先生閑談，談話中我提到了對錢鍾書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議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人不妨參考一下。陳思和先生當即鼓勵我寫一篇大型的文章，把這些想法發(fā)表出來。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寫了一組文章，實際形成了一部書稿，以評論錢鍾書著作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現(xiàn)在這部傳記的雛形。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時間陸續(xù)修改書稿，發(fā)表了一部分篇章。當時文學界正在掀起錢鍾書研究的熱潮，我的工作雖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匯入這一潮流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當出版社約我寫一部包含錢鍾書著作評論在內(nèi)的傳記時，我卻猶豫了起來，我感受到這里的限制。

我覺得我不一定是寫作錢鍾書傳記的合適人選。這不僅因為錢鍾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和文學領(lǐng)域里的巨匠，學問浩博無涯，極難研究和評論，而且也因為我逐步了解的學術(shù)文化和錢鍾書從事的工作雖然可以有部分的聯(lián)系，但在方向上有相當程度的不同。這使我感到難以發(fā)揮。關(guān)于傳記本身，錢鍾書早年有過名言：“自傳就是他傳，他傳就是自傳。”如果除去尖銳的諷刺意味，這段話也可以是傳記的正面標準，它揭示了傳主和傳記作者之間互相補充的雙向溝通過程。這樣的雙向過程在傳記寫作中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它幫助傳記作者認識傳主，也幫助傳記作者認識自己。對我來說，由于錢鍾書是罕見的天縱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無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方向上的歧異，這樣的溝通過程到一定階段就深入不下去了。這使我常常感受到無形的障礙。傳記作者其實也是需要素質(zhì)的，將來會有比我更合適的人選。

此外還有客觀的原因。錢鍾書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漸開展起來的，基礎(chǔ)并不雄厚，對錢鍾書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還有許多空白，寫傳記的條件不夠成熟。我自己雖然也盡可能地收集了一些資料，但遠不是占有資料最多的人。在我認識的一些研究者中，頗有精勤用功的人，由他們來寫作才更為合適。事實上我也期待著這一天，時間會說明一切的。

（作者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3月22日第10版